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

1984年吧!我還在靠全省走透透的到處作西餐廳秀為生。同一年認識了從美國學戲劇回來的賴聲川,大家一見投緣。
本來,賴聲川曾經和蘭陵劇坊的金士傑,李國修討論過一個想法,他覺得「相聲」這個文化在台灣好像消失了,或者說「死了」,當時那十年左右確實在媒體裡已經極少得到相聲的表演,上一輩精彩的相聲演員去演電影的演電影,開集郵社的開集郵社,到美國移民的移民,其他的相聲演員也多半因為生活所迫,為了糊口,能改行也就自然的改行了,所以各種北方相聲,南方滑稽。說說唱唱等節目漸漸的真聽不到了。而且有近十幾年的光景。我在剛出道的那幾年中,28歲那年吧!去參加一部國片的演出,巧遇了小時候的相聲偶像演員,魏龍豪先生,我去跟魏叔打招呼,表示敬愛之意,魏叔也知道我這個新演員,不見外的聊起天來,我當然也像現在有許多人問我一樣的問法,我也很關心,很期盼地問魏先生為什麼這些年在收音機裡都聽不到您們精采的相聲表演了?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魏先生百感交集的表情,重點就是說,環境不行了,新段子難產,老段子聽多了,收入過於微薄,社會地位偏低云云,同時也很感慨的說許多好友也勸過,鼓勵過他們繼續堅持下去,包括葛小寶先生也曾三番五次的激勵過他,但是,他還是不後悔不再講相聲了,所以他們那幾位,也就各奔西東,各自生活去了。話說當年賴聲川與李國修,金士傑在蘭陵劇坊相識,相合作過,彼此對對方都頗能信任,本來是他們三個要作一個相聲劇,主題是「文化」這個東西會因為一個時代的需要應運而生,但是不再被需要的時候,「文化」這個東西會自然的,悄悄的就跟我們說再見了,文建會也好、文化部也好,花再多錢想去復興它,也未必有用,這個主題不錯,換句話說,他們想用一次相聲劇的演出,來表示對相聲在台灣消失了,作一個哀悼,就是替相聲寫一個祭文吧!這就更好玩兒了。

可是金士傑當年剛好得到一個基金會的贊助去美國遊學去了,聲川,和國修就找上了我,一聊,我說好哇!相聲我從小就愛聽啊!可是愛聽不表示就能講啊!更別提怎麼編寫怎麼創作啦!於是,三個人把當時海峽兩岸所有出名的相聲演員的錄音帶,收集了個差不多,開始聽!聽、又聽,記下筆記,討論,我和聲川又去聽過一次魏龍豪先生的演講,談相聲的結構法,最最主要的還是三個人聽了很多的錄音帶,而且還有心,有意的去裡面找方法,找為什麼,找了一段時間以後,我們也不管是否有三年拜師,五年出師,或者什麼「說」、「學」、「逗」、「唱」、「捧」等相聲的基本動作一定要純熟啦等等條件,我們就憑著賴聲川,一個讓我們倆信得過的一位舞台創作導演,還有國修編、寫、演過電視短劇,我也演過不少短劇和二千場左右的西餐廳秀的經驗。再加上我們對相聲的熱愛,就不論成敗,也沒什麼壓力的,便開始替相聲寫起「祭」文來了,說起祭文這個意思,讓人覺得生命這個東西「生與死」的關係,往往透過某一種儀式性的東西,或者說,一篇有感情的祭文,或者說,重新演義出死與生的關係,或者說,就當他還沒死,還在活著。這種虛中帶實,實裡又帶著幾分詭異,然後手法上又是寓傳統於現代的,以相聲的方式,說出來的語言戲劇,在我們三人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心態下,該做歷史調查的去作歷史調查,有感而發就別憋著,每天嘻嘻哈哈的工作到深夜,有的時候愁眉深鎖地去設想一個包袱到天明。

由於沒人逼著我們硬要作什麼,由於票房的壓力不存在,(那年月舞台劇能演出就不錯了,沒人去想票房)由於三個人的創作理念接近,也由於三個人都還年輕,我最老,才33歲,都還很有闖勁兒,經歷裡也都有足夠的熱情,不急不忙,也不浪費時間的,用了半年的時間,刪掉了大約四倍的長度,最後變成了我和國修在台上演出的長度,國修的思想夠現代,表演語言非常精準,有我完全沒有的一種情緒組合的方法,他在〈台北之戀〉的段子裡述說了一段只有一個鐘頭的戀愛故事,語氣特準、節奏特準,(不是一般人的節奏)。在電視與我裡替我幫腔的表演,更是渾然入裡與說者完全合一,我在幫他的「台北之戀」文中,便顯得爆燥過多,啼聽較少。在那兩個段子裡,我對國修無形的表現,百聽不膩,每每讚賞。

當然,如果沒有28歲就得到柏克萊戲劇博士的賴聲川的旁觀、監督、規劃,我和國修的表演經驗,自創的能力,就不太可能長成如此的形狀,我們三個人的幽默感,也未必就能發酵起來,以致於讓久違的台灣相聲,得以復甦吧!!

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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